文革中的成长

文革开始的时候,我还在上小学。等到文革结束,我已经十九岁了。我的少年时代,连同走入青年的那几年,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。一个孩子学习怎样认识世界、怎样理解别人,也在学习怎样说话。文革对人性的摧残,也伤及我自身,影响了我的一辈子。

我读了不少书,写文章时也尽量提醒自己,避免重复毛泽东的语言。可是,文革时代的词句和腔调,仍然会大量冒出来。有时连组织语言的方式,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。我想说自己的话,却总要同这些习惯周旋。

在海外的超市里,有些人的衣着同本地人没有多少区别,神情和举止却让我觉得熟悉;再听他开口,我往往会猜:大概是刚从大陆来的。这种判断当然会错,但那份熟悉感确实存在。台湾以及早年海外华人中的一些表达习惯,也让我感到,同样说中文,成长环境留下的痕迹可以很不一样。

我讲这些,绝没有贬低大陆来人的意思。我自己就在其中。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,那套语言仿佛已经进入骨头,离开原来的环境,也很难一下子摆脱。毛的影子,在我们脑子里、嘴上,远比我原先想象的深。

敌我划分与斗争哲学

毛式思维,首先表现在遇事先分敌我。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开篇就问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”这里讨论的是革命中的阶级和政治力量。危险在于,这种划分后来不断扩大,连一个人的批评、疑问和专业意见,也可能被放进敌我关系中审查。[1]

难道世上的人,只能分成好人和坏人?生活中有许多不好不坏、会随处境改变的普通人。同一个人也会诚实、会软弱,会做好事,也会犯错。一个具体的人,哪里是两个标签能够装下的。

毛当然知道有中间力量,他的阶级分析本身就区分了不同阶层及其态度。但在政治运动中,人的复杂处境常常被一个定性盖过去。划进哪一类,便决定能不能被相信、有没有资格说话。掌握划线权的人,也掌握了别人的命运。
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,毛赞同“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”,并说“一点也不错”。同一次会议上,对彭德怀的批判又被扩大为反右倾斗争,打断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程。提出问题的人被打倒,问题却继续存在。[2][3]

我所警惕的,就是这种习惯:争论还没有弄清,先查对方的立场;事实还没有核实,先判断谁忠诚、谁反对。事情一旦被说成敌我斗争,平等商量的余地就越来越小。

语言怎样支配人

毛式语言让这套思维变得容易传播。复杂的事情压成口号,具体的人装进帽子。1957年毛为《人民日报》写的社论,把一批被认定为敌人的人称为“牛鬼蛇神”和“毒草”,并用“歼灭”来描述对他们的反击。他为这套做法辩护:“有人说,这是阴谋。我们说,这是阳谋。”这些字眼背后,是掌权者怎样看待提出异议的人。[4]

当人被叫作毒草,听他解释便显得多余了。帽子一扣,旁人首先担心的,也可能变成自己会不会被牵连。恐惧会教人顺从,还会教人抢先表态。久而久之,那种指责、审查和宣判的腔调,便容易进入普通人的争吵。

这套思维也偏爱动员和突击。遇到社会问题,发动一场运动;遇到现实困难,加码表决心。大跃进中,主观意志被夸大,调查研究和客观规律受到忽视。制度与专业判断失去分量,领导人的愿望便可能成为所有人必须证明正确的结论。[3]

毛长期研读、批注《二十四史》等史籍,对历代统治者的作为很熟悉。我认为,值得追究的是他怎样运用这些知识。一个熟悉历史的人,同样可能把人当作争取、分化和整治的对象。[5]

文革中的“破四旧”毁坏了文物、古籍和宗教场所,许多学者、艺术家及宗教人士受到迫害。文化的传承因此受损。那些在动荡中努力保护文化的人,也提醒我们:文化并没有被毁尽,人仍然能够抵抗。[6]

我最痛心的是,文化受到摧残之后,那套审查文化的方式还可能留着。面对一本书、一种思想,习惯先问它属于什么立场,再决定它有没有存在的资格。

五十年后的回声

从1949年到1976年,毛掌权约二十七年。他死去,到2026年已经五十年。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,教育、宣传和权力运作留下的影响,却会由活着的人继续传递。

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变化,使我尤其担心。2018年修宪,国家主席、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被删除。2022年二十大报告反复强调斗争,把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列入对全党的要求。按官方公布的统计,“斗争”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23次,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现22次。[7][8]

词语的次数本身,不能证明两段历史完全相同。我把这种令人警惕的回潮称为“文革2.0”,指的是个人权威强化、忠诚审查和敌我对抗的思路继续获得推崇。那些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,尤其有理由追问,它们会把社会带向哪里。

所以,五十年未必就是终点。假如旧的习惯仍被不断灌输,下一代还会接着学。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能改变这些,担心它可能延续很久,甚至几百年。时间不会自动替一个社会完成反省。

从自己身上开始

写这篇文章,我也要检视自己。一个人已经反对毛泽东,仍然可能用毛式的腔调表达反对。话说得斩钉截铁,不等于事情已经想清;把别人骂倒,也不能替自己补上证据。

我不敢说,自己能够把这些痕迹彻底清除。只能一次次回头辨认:这句话有没有事实,有没有道理,有没有把人的处境说清楚。读书和自省,要落实到这些具体地方。

大家共同努力,也要重新辨认善恶。善恶的判断应该落在行为及其后果上,容得下对人的具体理解。伤害无辜者,不能因为打着革命旗号就获得原谅;说出事实的人,也不该因为让掌权者难堪便受到惩罚。承认人的复杂,并不妨碍追究伤害的责任。

个人需要学习讲理,社会需要保护说真话的人,以程序和法治约束权力。否则,一面要求人摆脱恐惧,一面又惩罚独立判断,新的恐惧还会不断产生。

我希望,在共同努力下,毛留下的余毒能够逐渐稀释。我这一代受过的伤害,已经无法抹去。能够让下一代少承受一些,让那些东西少传下去一些,就值得继续做。

2026年11月21日

 

王立君,北京之春特约记者。

是个虔诚的基督徒。喜欢写人和事,呼吁社会正义、法治与人的尊严。

 
原文来源:
北京之春

本文转自:TNT时报 网址:www.tnttimes.ne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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